不久前，记者得便去一位作家的新居参观。这位作家在京郊买了一幢别墅，近200平米，复式结构，还有庭院和车库。庭院里有树木、侍弄得很好的花草、藤萝和葡萄架等，室内的地板、家具、门窗以及各式各样的壁灯、挂灯等主要陈设均为作家夫妇不辞辛苦地跑遍北京城，反复挑选购得，整个装修过程也是夫妇俩亲自督阵。这个先生曾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学生，学未致用，现在以其他职业为生，多年来闲置的美术才能在这次装修中发挥到极致，一生中最得意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次新家的设计了，夫妇俩又都是很有眼光和讲究情趣的人。结果是新居非常温馨、舒适，所有细节都经得起挑剔，既有整体的效果，也有细微处的熨贴，总之，一切都很到位。望着作家宽阔的书房和硕大的写字台，记者以为，在如此可心的书房写作一定很尽兴，不料作家说，自搬入新居后一直写不出东西。这一回答使记者很有兴趣了解当代作家在什么样的居室环境下写作以及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
铁凝说，最初创作的环境，就是家里的环境，和妹妹同一间房，一人一张书桌，那是7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的衣着、家具还比较单调，家具都是公家配给的，以很低廉的价钱卖给职工，书桌是用5元钱买的。我对这张桌子很有感情，《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香雪》等最早的小说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我很怀念这张桌子，回忆起来很温暖，但这不可能重复，现在的桌子很实用，与室内其他东西是协调的。我不喜欢满屋子都是红木家具，那会使我感到压抑。
张抗抗最早的创作是在东北当知青时，在集体宿舍的大通铺的炕沿上、自己的膝盖上完成了长篇小说《分界线》。东北很冷，探亲回杭州时又很热，摇摇晃晃的桌子，是那时的写作环境。后来留在哈尔滨工作，也没有自己的住房，《淡淡的晨雾》、《夏》是在哈尔滨另外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写出的。稍后在北京安了家，但房间很挤，找一本书要把所有的东西动一遍，会妨碍写作。现在有了新的大书房，所有的资料和书籍都各归其位，找东西很方便了。
扎西达娃习惯在自己家里写，喜欢房间相对封闭一些，不喜欢空间太大，那样思路不集中。写作的空间小，气场比较集中。他说，拉萨那个地方变化不大，我的房间不是典型的书斋式的，书都堆着，乱七八糟的，随时翻翻，有创作的感觉，书和创作有内在的关系。
阎连科最初创作是在部队，70年代后期，白天当战士挖防空洞，晚上在被子里写，或坐个小板凳在铺板上写。提干以后在办公室写，后来到军艺上学，4个人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每人一个布帘拉上写，那时觉得很带劲。现在调到北京，有间单独的书房了。
周大新开始创作是在部队野战师，两人合住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舍友因病长期住院，他占了这间房。当时他是机关干事，白天上班，只能靠业余时间、中午或晚上写。最初搞创作被认为“不务正业”，一直到进了军区创作室，这个过程差不多有10年，目前是三室一厅，书房兼会客厅，一个月以后还能改善，职务是文职（师级）。
曹文轩认为《草房子》和《红瓦》是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写成的，若在10年前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写作环境影响了这两部作品的情调。像《红瓦》是在东京的井之头写的，住所旁是井之头公园，没有高层建筑，环境很好，容易让人沉浸在美的心情中。他说，我现在写作不顺，因为住在六楼，我喜欢散步，而且是一天无数次，高兴不高兴都要散步，从六楼下来很不方便。我喜欢住一楼，住不惯高层建筑，人悬在空中，心里不踏实。
刘庆邦是从地方煤炭系统调到北京的，最初与人合居，白天上班，只能凌晨4点起来写作，为了不影响家里人休息，只得到厨房里写，没有桌子，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在大方凳上写，第一个长篇《断层》就是在柴、米、油、盐的味道中写出来的。若星期日想写，就到日坛公园的树丛里写，也到民工住的地下室写过。后来居住环境逐步改善，可是因为有两个孩子，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的书房。
刘醒龙最早在单位办公室写作，窗户面对公路，耳朵里急刹车声不断，现在有书房了。
殷慧芬10年前是在卧室里放张桌子，和儿子共用，有时让儿子先用。现在儿子已经工作，但周末会回来，她的书房里放了儿子一张床，还是没有单独的书房。
在近20年里，人们的居室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可以说，地位、职称和居室面积的挂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可能凭借业务上的努力以改善居室面积，居室面积的改善就是居室环境的改善。此次采访的绝大部分作家，都是靠着自己在写作这条路上的奋斗而逐渐改善了生存空间和居室空间。在创作之初和小有成就（或功成名就）之间，居室对他们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居室环境和创作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铁凝说，写作的环境应该是亲切的，比如家里，是使人感到稳定、亲切的环境，这样写作也是沉着的、可靠的。什么样的环境最让人放松，这个环境才是适宜于写作的。我真正写作起来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主要是家里。1991年在乡镇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写作，也是合适的，但不能在宾馆里写，在那种非常不家庭化的环境写不出东西，从来没在宾馆里写过小说。张抗抗说，写作首先取决于心态，当你完全进入到创作氛围中，环境就不重要了。我们没有权力说，写作必须要有很好的环境，因为历史上任何环境下都有好作品出现，但作家要求改善写作环境，也是基本的生存要求，改善写作环境会提高工作效率，利于身心健康。长期蜗居在小房间，心理也会受局限，没有大的生存空间就没有宽广的心理空间。空间越大越好，西方作家和自然有密切的关系，空气流通，有树木花草、落山的太阳、雨声的感觉、秋虫的鸣叫，这一切丰富着作家的情感。扎西达娃说，太舒适的房间对创作没好处，房子的大小和创作成反比。有些作家比较挑剔，要求大环境优美，其实中国作家的写作环境不见得比国外差，那些“写作之家”、“度假村”都是在海边、深山、风景优雅的地方，免费向作家提供。我个人只要安静，打开纸就能写。我很欣赏30年代流亡巴黎的作家，居住环境嘈杂，日后产生了许多创作素材，像《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直接写自己在小旅馆落魄的经历，我国明清时代的文人，写秦淮酒楼的氛围，写市井文化。现在一般家庭的房间，都是媒体的陈设，书本、杂志、影像、碟，这些五光十色的东西，给人感官上的刺激。50、60年代，中国人的居家陈设比较单调，这一切都是创作素材。阎连科、周大新、殷慧芬、刘庆邦、刘醒龙几人持相同观点，都认为创作和居室环境没有关系，写作时，周围环境不重要，只要相对安静。居室越大越好，但和写作没关系，居室环境不能决定创作。但曹文轩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有好房子就有好文字，憋屈的环境写不出漂亮的文字，容易使人对生存环境极端不满，现在许多当代作品的夸张由此而来。中国作家居室环境的狭窄、黑暗、潮湿、导致不可能写出大气的东西，欧洲文学特有的贵族气息和他们的居住环境有关，欧洲文化，说白了是大厅文化，贵夫人、外交家、公子哥儿，这些人物总离不开大厅，大厅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是贵族气息，这是学不来的。居室和创作有密切联系，当代文学总是在平民化的趣味里滚来滚去，追求恶俗，谁谈美感谁就是矫情，传统文化里的“风”、“雅”我们丢掉了。中国作家在小屋子里住得太久了，摆脱不了小气。
和居室环境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作家们在创作中有什么特殊的习惯？文学史告诉我们，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样写作习惯。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工作，他说每个作家身上都具有一种批评的精神，这种最尖刻的批评精神经常在早间出现，夜里便酣睡不醒，所以在晚上，作家完全是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地工作，于是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托尔斯泰举出卢梭和狄更斯的例子，他们都只是在早晨写作，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就因为喜欢在夜里写作，而违背了他们的天才。席勒只有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契诃夫年轻的时候能够在莫斯科拥挤而嘈杂的住宅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猎人》是在浴棚里写的。莱蒙托夫把自己的诗写在随手抓到的东西上。法国诗人贝朗瑞能够在低级咖啡馆里写他的歌谣。爱伦堡也喜欢在咖啡馆里写作。安徒生喜欢在森林中构想他的童话。此次受访的作家们，写作习惯不尽相同，但似乎没有特别奇特的习惯。张抗抗说，我个人喜欢安静、干净的环境，桌面必须清爽，不能有汤汤水水，一定要把灰尘擦干净。不能在白纸上写字，纸上一定要有格。有些女作家写作要吃零食，我不吃。我当专业作家比较早，有意识地养成了白天写作的习惯，尽量不熬夜，是个很正常的作家。尽量要求在节、假日放松，选择朴素的运动方式，平常在院子里跳绳。扎西达娃说，很多作家都有写作习惯，有的照镜子，有的吃零食，海明威站着写作。我习惯于深夜写作，但不绝对，不是特别固定和特别讲究这点，有时白天也写。我写作比较节制，写到好处会停下来。有时必须天天听音乐，和心情有关。以前抽很多烟，现在用电脑妨碍抽烟。我不属于有怪癖的作家。铁凝说，我在书房写作时旁边不能有人走来走去，在隔壁房间走动可以，你在写作时知道家人在旁边那种感觉挺踏实的。桌面要干净，东西不能有人动。要穿家常衣服，很宽松、自由自在、肥肥大大的那种衣服，写作不是展览。喜欢吃零食，嘴里嚼点东西写，挺没出息的，越写不出越想吃。我的写作一般在下午和晚上，写长篇既需要耐力，也需要激情，长篇写作非常耗费体力，健康是很重要的，每天做5分钟自编的体操。从来没有周末，尤其在长篇的写作中，很少说话。从情感上讲不是特别喜欢电脑，电脑解决速度和修改的问题，但会美化文章，有假象。用笔写作即使很乱，乱稿的犹豫、斟酌也能看出来。我不愿放弃笔，笔和纸的接触带着自己的呼吸和情感，写字不在于写字本身，还会传达出其他东西。我写信用笔，汉字很好看，中国人不应该变得不会写字了。阎连科说，我写作要不停地喝水，不停地上卫生间。创作之前常失眠，烦躁不宁，写出第一页后就进入创作状态，第一页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在上午写几个小时，晚上坚决不写。周大新说，我写作中要经常散步，还要看电影，和朋友聊天，最好能看场豫剧，饿了吃碗面条。写小说用笔，写散文、剧本用电脑。曹文轩说，我写作时要不停地出去散步，不断看到新形象刺激大脑。写长篇用笔，中、短篇用电脑。写作的笔不能换，换一支笔别扭好长时间，干涩，无法运思。一天中有几个时段都能写，失眠最幸福，我的好东西都是睡不着时出来的，失眠时的写作状态最好，睡觉有什么用？小说创作是延年益寿的事，写作是世界上最轻松、最愉快的事。刘庆邦说，我写作时喝点咖啡和绿茶，不能坐下来一气写很长时间，业余写作养成的写作习惯，把时间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写作环境要干净，否则写不下去，一般都是凌晨5点至7点写作，从来不睡懒觉，晚上睡得较早。只用钢笔写作，写得慢，改动少。殷慧芬说，写作具有私密性，不希望有人打扰。我写作必须面对纸和笔，或电脑必须随时开着，这样随时都可以写。写不出东西时要吃点零食。刘醒龙说，以前大白天也要拉窗帘、开着灯写，晚上不写作，基本不用笔写。
强调写作环境的干净、安静；晚上不写作，熬夜有害健康（扎西达娃和曹文轩除外）；没有节、假日和周末，以创作的间歇和节奏安排生活（张抗抗和殷慧芬除外），这些是受访作家的基本共同点。
公元1000年时，全球人口约有2．65亿，而公元2000年时，全世界人口已达60亿，1000年间全人类增长了22．64倍，中国人口增长了18．57倍，近13亿。拥有理想的住房，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许只是个美好的梦想。拥有理想的写作环境，对许多作家来说，也许仅仅是个梦想，不妨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梦想或者他们如何拒绝做梦。
曹文轩：作家不应该住在楼房里，应该住平房，楼房出不了大作家，隔绝了和自然的关系。我相信地气，地气和灵感有很大关系。居住没有情调是不行的，现在城市人的居住已经没有情调了。我希望有一座200平米的平房，屋顶很大，大平顶，窗子很亮，出门和自然有关系，和周边环境有联系。
刘醒龙：有台好电脑，自己有间书房，楼层越高越好，视野可以看得远一些。窗外有水，有树林，处于城市的边缘，有田野，有鸟叫。
周大新：能有较大的庭院，离田野和城市都不远，最好是两层小楼，写累了去拾掇拾掇花草，屋后有菜地，种点青菜。附近有条河，河水清澈，河上有青石板的小桥。不远处有森林，周末可以去走走。这是我自造的幻景，这辈子都达不到了。
殷慧芬：房间不要太大，功能多些，三室一厅比较实用。房间里有阳光，外面有绿地，四周有树丛。有电脑，有大写字台，有宽敞的沙发，休息时躺躺靠靠。
刘庆邦：渴望以后有间书房，安静、向阳，有阳台，面积不大，是独立的房间，书籍都摆在书房里。
张抗抗：周围能够有些自然，视野看得远一些，有独立的书房，工作环境随时可中断、可进入，想查找的资料很方便找到，有基本的设备，房间里有点植物。很害怕一出家门就是小菜场。
阎连科：几乎没有做任何梦想，因为不现实，有间书屋已经很满意了。任何一个作家不会因为没有书房而停止写作，相反倒可能有了好书房而写不出东西。
扎西达娃：没有理想的写作环境。有时想想，海边或树林中有一小木屋，或在农村小镇，青石板路，有一间简陋的屋子，未必在那里写作，读点书挺好的。具体到写作环境，没有太多的要求。
铁凝：除了最初和妹妹共一间房，我一直都有自己的房子。我对房子没有更高的要求，现在的写作环境挺理想的。房子大，并不意味着作品同样大，物欲是无止境的。
由于有作家谈到欧洲文化、西方作家等，记者请法国文学专家施康强先生对此发表看法，他说，在西方除非是有钱人，一般人的居室也不会太大。所谓厅堂文化不是写作环境，那是沙龙，客厅不是写作的场所。一般外国作家的居室都不太豪华，无非有个书房，无论如何，外国作家怎么都会有个独立的房间。以外国作家来说，创作与居室环境的关系不是很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作家后来告诉记者，他刚搬家时不习惯新书房，用了一年的时间习惯了。另外，有些作家所谈的理想的居室环境现在实际上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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